摄影家格瓦拉:革命者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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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胜利后,最蔑视金钱的格瓦拉成了古巴工业部长兼国家银行总裁。他对此一窍不通,唯有埋头苦学。此时相机成了他考察古巴经济的工具。拍下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放在工作报告中作为佐证。

古巴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1960年抓拍的这张切格瓦拉照片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肖像之一。

切格瓦拉早已以无数种身份登陆过中国:国宴上宾、革命领袖、反叛偶像、精神导师……而这一次,他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陌生身份:摄影师。

这是贝雷帽、络腮胡、雪茄烟、浪漫的革命Icon背后,一个更线;我们可以透过这位二十世纪最著名革命者生前亲手拍摄的238张照片,看看他眼中的世界。9月8日至10月10日,这批照片在北京三影堂艺术中心展出,这也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摄影家格瓦拉”巡展,在中国乃至亚洲的首展。

一脸浓须,头戴五星贝雷帽,拉齐奥长发在风中飘荡,目光坚毅而深邃地凝视远方。古巴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1960年抓拍的这张切格瓦拉照片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肖像之一,它被印在T恤、海报、水壶等各种商品之上。革命的理想、反叛与热情变成了一种流行元素,格瓦拉成了符号化的全球偶像。这是大众眼里的他,一个伟大而纯真的革命英雄。

而格瓦拉又如何看待自己?在展览中,有几张他的自拍像,拍摄于1959年的一张里,他点烟坐在暗影中,托着下巴,陷入沉思,孤独而忧郁。

相机是他的珍爱之物。从儿时拥有一台玩具相机开始,格瓦拉便对摄影着迷。青年时期,他还曾在墨西哥Agencia Latina通讯社担任摄影记者,报道过1955年第二届泛美运动会。

“我们一起拍照吧!”在展厅播放的纪录片中,刚得到一台带定时拍摄功能相机的格瓦拉兴奋得像个孩子。他一生中至少拥有5部以上的相机,旅行时带着,聚会时带着,工作时带着,打游击时带着,甚至被俘时也带着。

1967年,他拍摄的胶卷让玻利维亚政府找到了他存在的证据,并对他开始了最后的围杀。遇难时,他身上还有12个胶卷。后来,这些照片被洗出来,登上了美国《生活》杂志。

在格瓦拉牺牲三十多年之后,他的遗孀阿莱达马奇开始审视亡夫的遗产。她邀请古巴艺术家杜墨埃斯品鉴这些摄影作品的艺术价值。于是,格瓦拉作为摄影师的一面开始为世人所知,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的摄影作品开始全球巡展。

20多年来,这些照片周游了古巴、西班牙、墨西哥、法国等13个国家16个地区,却一直与亚洲无缘。此番,革命家的作品初登亚洲,首站便选在了中国。格瓦拉之子卡米洛格瓦拉抽着雪茄说, “这是我第三次到中国,在妈妈肚子里时,我就跟着父亲来过中国了。”有意思的是,卡米洛也选择了摄影为职业。

展出的照片都拍摄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原始底片制作,大多为黑白照片,甚少彩色。

在格瓦拉的镜头里,有辉煌的玛雅文化遗址,有寻常的路边街景,有蓬勃的古巴工业变革,有幸福甜蜜的家人,有个性鲜明的自拍照。卡米洛说,在作品的选择上,时间是第一标准,把这些照片串起来,就是切的一生。

1951年,23岁的格瓦拉曾和朋友骑摩托环游南美洲。那时他是个患有哮喘的医科博士。一路上,他不停地写日记,画素描。正是这些日记,后来以《摩托日记》为名出版,被无数青年奉为流浪圣经。与此同时,格瓦拉也一直在拍照。他被玛雅文化所吸引,如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古老的遗迹永远定格在了他的作品中。

也正是这段旅行,让他真切地看到了社会的真相和苦难,开始思考革命这一命题,终于投身古巴的民族解放事业。

革命胜利后,最蔑视金钱的格瓦拉成了古巴工业部长兼国家银行总裁。他对此一窍不通,唯有埋头苦学。每天下班后,他和经济学家交谈,一直研究到凌晨两三点。车里也总放着经济学的书。拉齐奥此时相机成了他考察古巴经济的工具。他拍下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放在工作报告中作为佐证。

一张照片里,有个小男孩冲着镜头笑得腼腆而灿烂。卡米洛介绍说,这是格瓦拉带领的第八纵队为低收入阶层修建好一座学校之后拍摄的。“在那之前山区还没有电,孩子们第一次看到电灯时,以为是星星掉下来了。”

安定的生活似乎永远不属于格瓦拉。仅仅五年后,格瓦拉就告别了古巴,他想要解放刚果,解放玻利维亚。他很喜欢诗人聂鲁达的那首《海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们系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们绑住,我喜欢海员式的爱情,接个热吻就匆匆离去。我要走,我心里难受,可我心里总是很难受。”

格瓦拉有一张自拍照:英雄在此隐去了面容,在他的脚下,一艘轮船澎湃地驶向远方,掀起阵阵波涛。这也正是格瓦拉永远在路上,永远冒险的一生。

格瓦拉的镜头里,几乎没有战争场景。这也正是卡米洛想要向世人展示的革命之外的格瓦拉,更多面的格瓦拉。“我希望告诉观众,格瓦拉不仅是流行符号,他是历史的存在。在他身上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每次面对不同肤色的记者,卡米洛总要回答同一个问题:你对父亲有什么印象?但父亲去世时,他年仅五岁,记忆几乎不存在。父亲留给他的只有几封信,和这些照片。

在格瓦拉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像所有父亲一样细心地记录着孩子的成长,珍惜与他们在一起的有限时光。他向朋友借钱买了一个最贵的洋娃娃,送给自己的大女儿。他在日记中描述,“像看到了久违的天使。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声音与最后的爱。”

在与妻子的自拍合影中,他亲昵地搂着爱人,饱含深情。1966年,格瓦拉最后一次回到古巴。临别时,他交给妻子一卷录音带。录音带里,他为她朗诵了20首聂鲁达的爱情诗和一首悲痛欲绝的诗。这亦是诀别。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创办人、著名摄影师荣荣,被格瓦拉的照片打动,“他的自拍照,拍的是他在自己房间的真实状态,跟别人为他拍照时把他当偶像的感觉完全不同。而他为子女拍摄的照片,真实地告诉我们,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平凡人”。在荣荣看来,格瓦拉在用照片,向所有人倾诉,“他心灵深处有一种想要表达的冲动”。